【片头介绍】：
1933 黑白片 44分钟
法国阿尔吉影片公司摄制
编导：让·维果 摄影：鲍里斯·考夫曼 主要演员：路易·勒费弗尔(饰郭萨) 吉尔伯·普吕勋(饰柯林) 康斯坦丁·戈德斯 坦－凯勒(饰布吕埃) 杰拉尔·德·贝达里欧(饰达巴尔) 让·达斯戴(饰于盖)
【剧情简介】：
暑假结束。
寄宿学校的学生们纷纷返校。他们在火车上相遇，争相叙说各自在暑假经历的乐事。郭萨和布吕埃在“禁止吸烟”的招牌下吸着自制的大卷烟。
短暂的旅途显然是他们暑期欢乐的尾声，他们贪婪地享受这即将失去的天堂的最后几十分钟。
确实，他们要返回的那所男子寄宿学校，真像一座禁锢活泼青春年华的监狱。老师们比狱卒更阴毒，动辄以重罚学生来显示自己的威风。
校长虽其貌不扬，五短身材，却大话连篇，自命不凡。这颟顸的侏儒傲慢而残忍，不时从垂胸的大胡子中发出尖厉刺耳的训斥和说教。
近似狱规的校规限制学生的言行举止，越规的学生一旦“操行”得了“零分”，星期天就得蹲禁闭。
不过，新学年却来了一位与别的老师大不相同的新老师：于盖随和、幽默，常博得学生们的好感。新学年还来了一位新同学：达巴尔腼腆、文静、眉清目秀，但他外柔而内刚。淘气的布吕埃很快与达巴尔结为莫逆之交，两人形影不离。
青少年的友谊表示却受到校规的无理约束，因为寄宿学校的学生，彼此过分亲密，会被视作同性恋倾向而受到严禁。可是凶狠的化学老师却可以肆无忌惮地抚摸达巴尔白嫩的脸蛋和滑润的小手。
他这种显然的色情举动，很使达巴尔和其他同学反感。
一场酝酿已久的反抗校方暴政的运动终于在食堂爆发。学生们抗议伙食单调，拒绝食用每餐必不可少的烂青豆。连腼腆的达巴尔也终于忍无可忍，对动作下流的化学老师公然骂了一句：臭狗屎!化学老师状告校长，校长逼迫达巴尔当众向化学老师赔礼道歉。
达巴尔当着校长和同学的面，再次向化学老师喊道：“我说……你是臭狗屎!”
反抗一经爆发便像决堤的洪水益发不可收拾。学生们回到宿舍推举达巴尔草拟“造反宣言”，历数校方和老师们的腐败和堕落的行径。
兴奋的学生们撕破床垫，用枕头互相打闹。羽绒从床垫和枕头中飞出，纷纷扬扬像大片大片的雪花。学生们手提自制的纸灯笼，像抬着凯旋归来的英雄似地抬着达巴尔，在羽绒的雪花下游行。这时，画面呈现“慢动作”，气氛顿时充满诗意，像梦境一般。
翌日适遇校庆。当地的权贵名流(如警察局长、本堂神甫等人)同校长一起，按尊卑的名分先后在校庆纪念会的主席台就座。这时，在他们的身后，出现一排神情滑稽、形象夸张的人物画像，仿佛为前排的正人君子们分别画了一幅幅漫画。正当他们正襟危坐等待庆典开始之际，躲在顶层小房间里的四名造反学生的首领——达巴尔、郭萨、布吕埃和柯林，向院内投掷旧书、尿壶和石块。
秩序于是大乱。新老师于盖见状大喜，鼓动其他学生支援达巴尔等人的攻击。
主席台上的“正人君子”们于是陷入四面受敌之境，只得狼狈地逃走。这时达巴尔等人则登上校舍屋顶，欢呼造反的胜利。
。【鉴赏】：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以其内容的民主性博得大众的认同。
在早期电影中，喜剧之所以特别受到观众的欢迎，就因为喜剧一般都具备这种民主性。为生活疲于奔命的劳动者只需花费一枚硬币便可消受到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宣泄”的快感，看到尊神般手执警棍的警察在麦克·塞纳特的影片中统统都成了狼狈可笑的“启斯东警察”，看到颐指气使的绅士和装模作样的女士最终都被“蛋糕战”弄得失态丢丑，劳苦的观众们感到很开心、很解气。
当然，“高雅”之士对这类影片是嗤之以鼻的，他们讥之为“浅薄之作”。可是，以颠覆传统的叙事逻辑和传统的价值取向为己任的现代派艺术家们却从这类影片中发现了一种颠覆性的潜在意识和潜在能量。
例如在20年代法国“先锋派”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喜剧片的明显的影响。然而，把这种影响推向极致，把潜在的颠覆倾向转化为明目张胆的颠覆的鼓吹，让·维果的影片《操行零分》可算电影史上的首例。
让·维果是法国先锋派电影后期的杰出代表。疾病使他英年早逝，他生前只给后世留下四部影片，其中除一部影片是应人之约的纪录片，思想性较弱外，其余三部影片——《话说尼斯》(1930)，《操行零分》(1933)和《亚塔兰特号驳船》(1934)——都以其独特而尖锐的思想性和精致而不同凡响的艺术性，对电影发展史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
让·维果1905年生于一个革命者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自婴儿时起，就随同父母一起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有人回忆说，当伊呀学语的他在这类集会上妨碍人们发言时，他的父母就用胶皮奶嘴塞住他的小嘴。
让·维果自己也回忆说，他童年时常在监狱的院子里游玩，因为他的父亲经常坐牢，他的母亲带他去探监，大人在一旁说话，他便在院中玩耍。甚至有一年，他是在监狱中接受他的父亲给他的圣诞礼物的。
1917年，让·维果的生活发生巨大的转折。当时担任无政府主义报刊《红帽子》主笔的他的父亲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被法国政府以“叛国罪”又一次逮捕入狱；这一次他的父亲几天后就死在狱中，据说是“畏罪自杀”。让·维果敬爱他的父亲，他不相信他的父亲会“叛国”，更不相信他的父亲会“畏罪自杀”，年仅12岁的让·维果暗下决心，要为父亲雪冤。但，当时他不得不背着“叛国犯之子”的黑锅，被隐姓埋名地送进寄宿学校。
校规苛刻的寄宿生活，更坚定了他反对旧制度的立场。心情抑郁，又缺乏应有的照顾，摧残了让·维果少年时代的健康，但是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严酷，磨砺了他的意志，也使他的心灵更加敏感。
在中学时代他就显露出杰出的文学才能。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巴黎大学文学系。
但是，羸弱的病体使他不得不中途辍学；他在疗养院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伊莉莎白·洛辛加。伊莉莎白是位工业家的女儿。
伊莉莎白的父亲资助让·维果拍摄了他的处女作《话说尼斯》，因为热爱文学的让·维果也热衷于电影，并认为电影比文学更能直观地表达他胸中的积愫。于是这位冤狱受害者的儿子第一次以电影的形式来揭露迫害他敬爱的父亲的那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可救药的腐败。
有人把《话说尼斯》看成《操行零分》的序篇，正如有人把《亚塔兰特号驳船》看成《操行零分》的续篇。总之，这三部影片可以称作“让·维果眼中的世界”。
《话说尼斯》是部纪录片，它纪录了尼斯这个旅游地的形形色色。它像是一个心地纯正的孩子，从外部观察这个奇怪的世界。
它把尼斯当作玻璃罩下的一个标本，这个标本在纯正的孩子的观察下被离析出腐败的组织和肌理；悠闲的旅游者于是泄露出空虚的灵魂，豪华的外表掩盖不住社会内部已经开始的溃烂。影片的结论是这里的一切都注定要灭亡。
《操行零分》可以说是让·维果的一篇电影自传。
达巴尔这个人物显然是让·维果根据自己的少年经历创造出来的。
这是一个心地纯正的孩子在一个监狱般的世界内部观察这个世界，孩子本人就是其中的囚徒。影片显然把这个世界中的人分成对立的两半。
一半是成人群，一半是少儿群。少儿纯洁、天真、活泼、充满朝气；成人则虚伪、残忍、卑劣——唯独于盖老师例外，他是童心犹存的成人。这样，寄宿学校也就成了让·维果心目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隐喻。虚伪、残忍、卑劣的成人们组成一个统治集团，并以教育的名义，扼杀、压制纯真而活泼的学生们的朝气，力图把他们纳入统治者强加的规范中去。
让·维果在影片中以理想化的、诗意的手法来描述学生们，同时以漫画化的手法来丑化掌握了权势的成人们。最后，让·维果怀着天真的激情，让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们奋起造反，把有权有势的成人们打得落花流水。让·维果以此表明他自少年时代就有的一种信念：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只要组织起来是可以击败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的。这种思想自然同他的父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然而，这毕竟是天真的想法。事实上，让·维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少年时的激情，使他不吐不快。他说：“这部影片是我少年生活的写照。我急于把它了结，因为我还要做别的事。”这“别的事”，就是他接着要拍摄的另一部更复杂、也更成熟的影片——《亚塔兰特号驳船》。在《亚塔兰特号驳船》中，我们看到脱离童年幻梦的成人们想要构筑一个更合理的社会有多困难!让·维果在拍摄这最后一部影片的过程中病倒了。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
由于《操行零分》具有激进的反资产阶级社会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意图，因此影片在试映时就激起轩然大波。一些资产阶级人士以“家长”的身份攻击这部影片具有“反法国”的性质，政府审片当局甚至连影片都不屑一看悍然发布禁映令(12年后，即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才开禁)。受到攻击和辱骂的让·维果把这部在法国禁映的影片拿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去上映。在上映时，他畅谈了自己关于社会电影的构想；他勇敢地确认本片的矛头所向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这个制度下的不合理的教育方针。
无疑，影片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
甚至影片中的达巴尔骂化学老师是“臭狗屎”也不是随口骂骂而已。1912年，当让·维果的父亲的一位战友、《社会主义战斗报》的主笔在坐牢多年后因病获得保释，他出狱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我说你们都是臭狗屎!”原来让·维果是让达巴尔重复20年前这位革命家对资产阶级权贵们的辱骂。
《操行零分》中的这种激进的民主性，经常是以早期喜剧电影的手法表现出来的。
影片像早期喜剧电影表现有权有势的警察和绅士们那样，对寄宿学校的校长、教师以及当地的上流人士作了极其夸张的、漫画化的描述。例如校长这个人物，让·维果让一个侏儒来扮演。
他身材矮小，却十分自大，留着一大把很长的胡子，穿着一身黑衣裳。他始终绷着脸，动辄从胡子中发出训斥的语言，而那语音却尖细刺耳，他经常说着说着就呛咳不止……残忍、虚弱、渺小，这就是让·维果心目中的“资产阶级伦理维护者”的形象。
作为这种虚伪伦理的实施者和宣道员，寄宿学校的教员们也大多贼头鼠脑；在学生面前，他们道貌岸然，但仍不免乘机做些猥亵举动，对校长他们则恭敬如命，但恭敬中仍不免流露彼此间的轻蔑。总之，压迫青少年的这个成人集团，在让·维果漫画化的描述下，显露出令人恶心的、反人性的、虚伪残忍的本质，同时，他们又是色厉内荏的。
对他们性格的最精采的注释是校庆纪念会上出现在这些正人君子座席后的那一排人像。它们使人想到了法国19世纪漫画大师杜米埃的作品。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让·维果对这些“教育者”的憎恶有多深!让·维果不以极尽丑化他们为满足，他还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就出现了影片最后的“混战”。这里完全借用了早期喜剧片中的“毁灭性”手法，即把一切可以毁坏的东西统统毁坏，把被社会秩序所认可的正人君子们统统置于穷于抵挡的狼狈境地。早期喜剧片中的那种“颠覆性”的潜能在这里被转化为“颠覆”的“鼓吹”，“颠覆”的“召唤”。
在成人群中有一位成人是个例外，那就是新来的于盖老师。
让·维果在描述这位成人时用了非常特殊的手法，他让于盖老师学卓别林举止，以此，他表明于盖老师是成人社会的局外人，是成人社会的流浪者，是介于成人社会和青少年社会之间的边缘人。他之所以身处边缘，因为他童心未泯。我们后来在让·维果的《亚塔兰特号驳船》中还会遇到他这样的童心未灭的成人，不过，他将会为建立一个美好社会遇到挫折……
不用说，让·维果以满腔热情倾注于对青少年的描述中。
《操行零分》中的青少年不是一般人们心目中的优良的青少年。
他们淘气，他们不守规矩，他们专爱做成人们不许他们做的事。但是，让·维果不正是要歌颂那些敢于冲破社会规范的青少年吗?影片中，他们打打闹闹，他们偷偷抽烟，他们捣乱，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却显得活泼、单纯，充满生气!尤其当他们在宿舍中撕破被褥、枕头，让羽绒像雪花般飞扬，他们抬着达巴尔，提着自制的灯笼，像过狂欢节一样地在床间游行，让·维果这时用慢动作来表现这一切，画面上出现如梦、如诗的效果，充分表现出了让·维果在回顾少年时代时的内心的激荡以及他对少年同学的无比眷恋。正是这种青春冲动的诗一般的描述，正是这种对青少年反抗心理的烈火般的描述，才使《操行零分》对后来的电影，尤其是对后来的西方青年电影，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强烈地反映在法国60年代初的“新浪潮”一代的影片中，也更直接地反映在60年代末的一些以“青年造反”为题材的影片中——例如1968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获金棕榈奖的英国影片《假如》。
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矛盾继续存在，只要压制青少年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继续存在，让·维果的影片就会继续产生影响。
在拍摄这部影片时，让·维果被少年回忆弄得仿佛有说不尽的话要通过影像倾泻出来，他拍摄的影片大大超过制片人所允许的长度。
他不得不进行删剪。他没有选择那些符合故事的叙事逻辑的镜头进行剪接，而是选择那些他认为最能表现情绪的镜头，至于是否流畅，他就不予考虑了。
他凭着诗人的本能，把影片剪接成一部以内在逻辑为基础的风格统一的杰作。也就是说，他一反主流影片的流畅蒙太奇手法，而造成了一种“跳跃”式的叙事效果。故事流程中留下许多空隙有待观众去填补。他的这种“跳接”或“跳切”，当时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符合所允许的长度)，是无心的，但是，由此而形成的一种风格，却深深地影响了25年以后的法国“新浪潮”运动。
不过，《操行零分》在许多地方倒显示了让·维果对电影史的尊重。于盖老师的言行举止参照了卓别林，学生宿舍中羽绒如雪的场面令人想起阿倍尔·冈斯《拿破仑》中的打雪仗，在晚自习的教室中学生们在墙上玩投影游戏，那些形象显然借鉴了法国早期动画大师埃米尔·考尔的作品，从整部影片的颠覆性而言，让·维果不惮仿效早期喜剧影片中的“胡闹”……然而上述种种借鉴参照，都化作了让·维果的个人风格，使他的影片更为独特，更加活泼，更充满蓬勃的朝气。。
《操行零分》(法国·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