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大队书记为了报复我,就派我和几个地主分子去山江大队把电影机器挑回来。山江大队离我们大队有十来里路程,而且要先上一段很长的坡路。那些地主一个个都是五十多岁的了,灰头灰脸的,但他们是经常干这件事的,他们都知道哪一担最重、哪一担最轻。到了山江大队后,他们就把那些轻的担子占了,挑着就往回跑。剩下那根装发电机和放映机的最重的担子给我挑。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一担有一百八十多斤重。当时担子一上肩,我就感到肩上有死一样的沉重,咬了咬牙才把腰挺直,迈开脚步一步一步的往回走。我走不了半里路就要歇一歇,天要黑了,离目的地还有四、五里路,而我已经根本挑不动了。想起自己身体瘦弱,却长年累月地如牛似马地劳累;想起自己是个堂堂知识青年,却和这些地主分子成为一类受人歧视;想起这个社会竟是这样的不公平……于是,一种无地自容的羞耻感和一种无发抑制的反抗情绪,强烈地撞击我的心。我最后把担子愤怒的丢到路上,就不顾一切的径直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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