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部驻地前不靠店，后不靠村
师部驻地前不靠店，后不靠村。 在一大片弯月形的山坡地上，有三个紧相毗邻的小山包，司、政、后机关各驻守着一个小山头。好在有个“军人服务社”，解决了官兵们买牙膏、肥皂之类日用品的不便。但军营里未婚军官们找对象的不便仍然没有解决，“军人服务社”可没有这项服务。 许多农村兵提干后，都想找个有文化，有工作的对象，按当时的话说，要“能说会道，自带饭票”。那个年代，姑娘们其实也喜欢找个解放军，收入相对高些，政治上也可靠。驻城镇的部队，未婚军官找个“自带饭票”的，并不难。可驻守在荒山野岭的野战军的军官就不那么容易了。 当时，我们宣传科有两个单身汉，黄三明和我。男大当婚，年龄大了还没有对象，领导和同志们都很关心。三明长我一岁，本来我不急，当他在大家热心帮助下有了对象后，我就急起来了。 一天，组织科老鲍路过我科门口时，对我说：“小陈，你对象来信了”，我说：“老鲍，你别开国际玩笑了，我哪来的对象啊。” “还保密啊，不是103医院的吗？” 听说103医院，我怔了一下，问：“103医院，信在哪？” “值班室。”他这一说，我有些相信了，因为103医院有我认识的一个女兵。部队移防莆田前，我们师部驻守在永安县城的水电学校附近，她所在的103部队医院也在永安城关近郊。我那时是师里的电影队长，她是医院的放映员。军区电影站每月配送的影片，都是先给我部放映，再由我们把片子转给医院。所以，我们每个月都要打几次交道。她是南昌人，我们两个都是江西老表，这样一来二往，接触多了，彼此很有些好感。但当时仅是好感而已，因为她还是个战士，不能谈恋爱。我提干不久，岁数不大，也不着急找对象。部队移防莆田后，我跟她通过几封信，后来就断了。两年后正当我急着要找对象的时候，难道真的是她给我来信了？！ 我赶紧起身去值班室，一眼就看见我的信在值班室大玻璃桌上放着，我抓起信一看，娟娟小字，挺秀气，很熟悉的笔迹。是她，真是她——柳风，给我来信了。我一阵兴奋、激动，心立即砰砰跳了起来。我手里拿着信，像贼似的赶紧溜出值班室，恰与走进值班室的杨科长撞了个满怀，差点把他的眼镜都撞飞了。 “科长，对不起。”我赶忙道歉。 杨科长说：“对象来信了？这么高兴。” “不，是……是老乡。”我回答科长。脸上有烧灼感，我知道自己脸红了。 我没有立即回到办公室，而是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躲在树荫下，赶紧撕开信封，取出信笺，高兴地读了起来。“队长：您好！”，她不知道我当干事了，一如我不知道她现在当了护士一样，她还是像过去那样称呼我。她在信里高兴地告诉我，分别后，她被送到军区后勤的护训队学习了一年，前几个月已经回到医院，分配在外科当护士，感到很开心，柳风要我和她一起分享欣喜和快乐。那时部队医院的护士是干部编制，行政23级。柳风的信，我连着细读了好多遍，越读越高兴，竟从中读出了这封信字面外有着“我提干了，我们可以谈恋爱了”的含义，但我又怕自作多情，作了误读，回信时不敢对自己解读出来的东西有直接、明确的回应，只敢反复对她说“我为您感到高兴”。 自此，我们又恢复了书信往来，而且联系越来越频密。当然，彼此心里很清楚，我们频密的通信所为何事。通了两年多信，说起来我们是在恋爱，但信里头还真没有多少言“情”谈“爱”的字眼。不是不想说不想写，怕啊！一怕羞涩，“爱在心里口难开”。二是写多了这些字眼，老是“情”呀“爱”的，怕对方说我有“小资情调”，这东西在那个特别强调“思想革命化”的年代，是绝对不能有的。为了表现自己的上进，我就多谈工作，刻意压抑自己内心的激情。明明是“爱”，却淡化为“喜欢”；明明是“想”，却说是“念”，不敢把心中炽热的情感袒露出来。有一回，我去了她那里一趟，好久没见面，再次相见两个人都很高兴。走的时候，我们虽含情脉脉，也只是规规矩矩地“握别”，两个人连手都没有拉一下。那个时候，我们真“憨”得可爱。我有个战友，未婚妻从山东龙口来部队，第二天两个人就要结婚了。可头天夜里，他还是跟着来看望他未婚妻的战友们，规规矩矩地一起回到干部宿舍，只留下她的未婚妻一个人在招待所孤独寂寞地过了一夜。这些事，在今天的小年轻看来觉得不可思议，或根本就不相信，但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就是这样。是傻、是憨、是羞，还是怕“小资情调”这个紧箍咒的压力，抑或是诸多因素兼而有之，至今我也难说清楚。 我结婚后，妻子来部队探亲，帮我整理被褥衣物和书籍，从箱底无意翻出了我的几封初恋信，她问“能看吗？”我说“看吧”，她看过后对我说：“你们这算什么恋爱信啊，简直是工作汇报。那些情呀爱的信呢？”我回答妻子说：“什么情呀爱的信，革命化的恋爱，不就是谈工作，互相鼓励呗。谈情说爱，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知道吗。”妻子摇摇头，笑而不语。 那时我和柳风之间的信，还真是谈情说爱的少，谈工作、谈理想的多，互相鼓励、互相鞭策的多，谈怎样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多，用现在的话说通篇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法国作家苏利-普吕多姆说：“爱情是感觉，同时也是思想”，又说：“没有接吻的爱是不完全的”，但我们都从这“不完全的”爱中，从相互的鼓励中，感觉到了爱的力量、愉悦和温暖。2006年10月，柳风旅游来我工作的城市，趁便看望我。在谈到当年未能修成正果的那场恋爱时，她说:“思想上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帮助。”这话，柳风当然也不全是因为客气。 遥想当年，一场持续了两年多的，近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是那样的单纯、羞涩、规矩、认真。虽然，我的青涩初恋，最终未能修成婚姻的正果，但彼此从爱中汲取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做好工作的力量，也足以使人感到欣慰。